杨芳在江西返湖南途中接到被委任为参赞大臣的命令，故于3月15日先到广州。杨芳因镇压白莲教起义，屠杀人民有“功”，封为侯爵，号称“宿将”；但对付外国入侵者，实在连一点勇气也没有，是个十足的内战内行、外战外行的家伙。他在途中，就奏请割让香港，到了广州，并不备战，一味主张妥协。

    义律耍两面派手法，表面上提议停战通商，暗中早已派海军司令伯麦去英属印度请求援军，为扩大侵略战争作准备。停战通商，正中杨芳投降妥协的本意，杨芳求之不得，马上同意。

    4月14日，在虎门炮台陷落五十天之后，奕山才来到广州。

    在奕山眼里，广东军民都是“汉奸”、“贼党”。他认为“患不在外而在内”，提出“防民甚于防寇”的反动主张。和林则徐相信“民心可用”，形成鲜明对比；比之琦善的反人民更加露骨。据当时记载，他和他的部下，“常存杀民之心，不奋杀夷之志”，诬指“壮勇为汉奸”，“反将壮士作奸民”，随意杀戮，竭力摧残抵抗力量，实际为英国侵略我国扫清道路。

    奕山对外省调来的军队也不放心，把他们“互相分配，各离营为伍，兵不见将，将不见兵”。